图为《金史》刻本书影。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平台）

　　孝弟敬慎，则为君子。暴戾隐贼，则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习，国有明罚，吾不得私也。

　　——《金史》列传第六十六

　　“国有明罚，吾不得私”，这句话出自金朝廉吏刘焕之口，原文载于《金史·刘焕传》。全句是“孝弟敬慎，则为君子。暴戾隐贼，则为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习，国有明罚，吾不得私也。”表明了刘焕为官正直守法、扬善惩恶的优秀品质，同时也折射出儒家主张德法兼治、公而不私的政治文化和传统。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刘焕这段名言的含义。

　　从文义来说，孝，即孝养父母；弟，通“悌”，指的是敬事兄长。孝悌自古以来就是儒家推崇的重要德目，也是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儒家认为，一个真正做到孝悌的人，是不会胡作非为的。因为孝悌内在地固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重要性。那么，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把孝悌这种伦理道德作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准则加以接受，并将此视为须臾不可离的安身立命之道，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践行。

　　敬慎，指的是恭敬谨慎，语出《诗经·大雅·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强调君子要恭敬谨慎，以当好众人的榜样。孝悌敬慎自古即被中国人视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人们相信且要力行的正当之事，能够有效地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孔子曾告诫其弟子要“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就是把孝悌作为立身做事、待人接物的准则。刘焕认为惟有敬上尊长，谨言慎行，才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反之，暴戾隐贼就必然是小人，要受到人们的谴责和排斥。隐贼，即阴险狠毒之意，出自《史记·五帝本纪》：“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狃，原意是犬性骄，后来多指习以为常、因袭之意。狃于故习，此处指惯于为非作歹的习性而不改。概而言之，是警诫恶人要为善去恶，切勿怙恶不悛。因为国家法令昭彰，一旦违犯就必须予以惩治，不容徇私。

　　接下来，我们说说刘焕这个人。

　　刘焕，字德文，家住中山（今河北定州），自幼便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宋金之交，兵荒马乱，中山城内缺少食物，家人煮糟糠为食，刘焕只喝上面的清汤而把浓稠的部分留给其母亲，乡里人称赞不已。长大就学，刘焕在寒冷的冬天还勤奋苦读。刘焕于天德元年（1149年）考中进士，被派至任丘当县尉。当时的任丘县令多有贪污，刘焕常常规劝他不可如此。

　　刘焕后来调至中都（今北京）担任市令，职责是管理市场。当时枢密使仆散忽土家里有个编织工，仗着有后台就在街市牟取私利，还不肯服差役，刘焕便依法将其逮捕。仆散忽土召刘焕前去，意图干涉并令其放人，但刘焕不仅不去，还公开揭露了这个编织工的罪行并依法处以鞭笞。

　　由于为官公正廉洁，刘焕随后被任命为京兆（今西安）推官，负责刑狱及相关讼务，后来又任北京警巡使，掌管警卫巡视等事。其间，城中有两个恶少经常作乱，刘焕逮捕了他们并在庭中依法予以杖责，同时还不忘教导他们，于是就有了本文讲的这句名言。

　　史载，刘焕在被征召为监察御史离任之时，父老数百人拦住去路不让他离开，有的挡在他的车前，有的拉着他的靴镫，叹道，我们想挽留您再为官一年，却难以做到啊。可见其声名德望之高。刘焕此后又有多次官职调动，所到之处一概守职奉法，深得百姓爱戴，最后逝于任上。

　　我们再来说说刘焕这句名言涉及的君子小人之辨。

　　历史地看，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分，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是一个极富思辨性与道德教育意义的话题。而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相关论述，无论儒家抑或是其他流派也都数不胜数。最初，古人在区分君子小人之时，是以各自所居的阶层划分的，并没有道德的意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变迁，后来逐渐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评判君子、小人的标准。

　　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伦八德。五伦即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指的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如果为人处事能与此五伦八德相契合，便可视为君子，反之则是小人。在儒家看来，这些德行集蕴着一种普遍的善好德性和情感心理，不仅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典范和准则，也构成了社会行为的规约和条律，能有效维持伦常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和稳定。

　　当然，从现实情况来看，君子与小人在形貌上难以分辨，只有考察“存心”处，才能判别其善恶。“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所以能“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小人则与此相反，见利忘义，怨天尤人。朱熹明确指出，“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可见所谓君子小人之分，就在公私之间，君子多指存心为公之人，而小人就每每贪好一己之私。

　　刘焕告诫恶少要明辨君子小人，不可怙恶不改，看似在拿国法说事，实则是告诉他们必须懂得做人的道理。就传统礼俗社会而言，长久以来受儒家仁礼思想的影响，强调修身为本，以德为先。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家的德治传统也在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变化的影响下，不断调整和改变着存在形式和表达形式。把礼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礼法并重、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刘焕把道德和法理一并讲与人听，其实就是把法律和道德结合起来，使其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善治。（谷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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