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去江门走了一趟，在开平参观了余氏后人为纪念先祖余靖修建的风采堂，即“名贤余忠襄公祠”。余靖逝后，谥曰襄。风采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得名则可上溯至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余靖、王素俱除谏官，蔡襄以《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官》诗祝贺：“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尽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贤得路难。必有谋猷裨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皆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诗中的“风采”尚是三人“专利”，到仁宗以“风采第一，广南定乱，经略无双”赞誉余靖，“风采”便为余靖所专美了，与其前代同乡张九龄之“风度”，相映成趣。

　　风采堂于2019年10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得到了认可。“三雕两塑”（石雕、木雕、砖雕，陶塑、灰塑）一应俱全，一座祠堂也是一座建筑艺术博物馆。在人文内涵方面，作为北宋名臣，余靖留下了颇多事迹，以“从政六箴”最为知名。箴者，箴言，以规戒他人或自己为目的的一种文体。“从政六箴”即清、公、勤、明、和、慎。那是余靖从政生涯的经验之谈，同时结合了历史教训。风采堂中，正镌刻了“从政六箴”。

　　在“从政六箴”中，清，也就是清廉、清白，被余靖排在首位。而被他排在最后的慎，同样值得玩味。为什么要慎？“太行之险，摧輈折辕；龙门之浚，舟沉楫翻。危乎官路，逾兹阻艰”，因为“巧者争进，挤之疾颠。青蝇止棘，谗其无间。薏苡似珠，谤亦有端”，总有那么一些人要搬弄是非，那就不要给人留下口实。但是，余靖的“慎”，却也不是谨小慎微，保住自己的官帽子，更不是不作为。

　　余靖以敢于直言著称。《涑水记闻》云，蔡襄诗成之后，欧阳修等“三人以其诗荐于上，（蔡襄）寻亦除谏官”，这就有了“庆历四谏官”。余靖都谏过些什么呢？《宋史·余靖传》小结说，“尝论夏竦奸邪，不可为枢密使；王举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独守渭州，恐败边事；张尧佐以修媛故，除提点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祸，起于杨、尚，不可不监”云云。除了这些“例牌”的进谏之外，至少有两事能颇见其风骨，前一件在司职谏官之前，属非职务行为。

　　先看前一件。“范仲淹贬饶州，谏官御史莫敢言”，所谓“缄口避祸”。其时情形如欧阳修痛责谏官高若讷所言，朝廷“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然而余靖站了出来：“仲淹以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不可。”虽然“疏入，落职监筠州酒税”，被贬了，但是余靖显然给仁宗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锐意欲更天下敝事”，想到将余靖增为谏官。

　　再看后一件。《渑水燕谈录》说得比较简略：庆历中，开宝寺塔灾，国家遣人凿塔基，得旧瘗舍利，迎入内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传言在内庭时，颇有光怪，将复建塔。余靖这时又说话了：“彼一塔不能自卫，何福逮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圆者夜亦有光，乌足异也。”他举例说梁武帝造长干塔，“舍利长有光”，然“台城之败，何能致福！”仁宗虽然“从之”，过程却并非轻而易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对此记述颇详。

　　余靖是从天人感应论起的，“开宝寺塔为天火所烧。五行之占，本是灾变，朝廷宜戒惧以答天意”云云，进而指出“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的现实，认为“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穷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后宫无用之物、内帑自馀之币，出助边费，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诏书而告中外，此则陛下结天下之心，感召和气，虽造百塔，无以及之。若作无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推断其情其景，余靖一定越说越激愤，加上他“素不修饰”，导致仁宗退朝后气呼呼地说：“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

　　综观余靖一生，很好地践行了“从政六箴”。如时人石介所评价：“言论磥砢，忠诚特达。禄微身贱，其志不怯。尝诋大官，亟遭贬黜。万里归来，刚气不折。屡进直言，以补予阙。”六字箴言有其历史局限性是必然的，但其合理内涵在当今时代仍具有积极意义，值得后世咀嚼、借鉴，为国家谏言有益之事，“直须风采动朝端”。（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