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苏州碑刻博物馆的“观德碑”，刻于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碑刻分上下两部分，上为“观德”二字，正书大楷，为宋代苏州知府赵与筹题写。下为一篇《观德亭记》，作者王景齐，苏州人。

　　“观德”，取自孔子“射观德兮”。射，指的是射礼。儒家经典《礼记·射义》说：“君臣相与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则安则誉也。”孔子传授给弟子的六种技艺——礼、乐、书、数、御、射中，射是其中一项。

　　古代射礼有四种：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的人而举行的射礼。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

　　阅读王景齐的文章，可以得知苏州对行“乡射”之礼的重视。淳祐二年（1242年）正月，赵与筹“再镇吴门”，“行乡饮于郡学”，“四月壬午，合乡射于学之圃”。为弘扬射礼的教化，社会贤达对旧乡射亭进行翻新，即“撤射亭而新之”，并命名“观德亭”，赵与筹书“观德”二字，立碑记事。

　　冷兵器时代，人们特别重视弓箭以及射箭技能的训练，皇家宗室、文武官员都必须认认真真练习射艺，传习礼乐，崇文尚武，文武兼修。到了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进一步提出了“射以观德”的思想，他说走路、行仪都表现出一个人的德行。射箭犹如做人做事，“箭随意走、心正箭直”，看一个人射箭，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德行。所以，传统习射很有讲究，要求正心修己，内在心志要正直而专一，外在身体也要端庄自然，然后持箭张弓，瞄准靶心，心无旁骛，顺势而发。

　　射礼中，讲究谦和、礼让、庄重和坦荡，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这其实是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称为“德相”，所以古人说“投射易学而射道难学”“射艺易成而射德难成”，这就把射礼上升为“道”与“德”的哲学范畴了。

　　观德碑对“射礼”的弘扬，体现的正是传统社会对“道”与“德”养成的重视。赵与筹作为苏州知府，重视社会良好风尚的养成。王景齐在文章中赞扬他“憩棠阴于衮绣之乡，德爵无慊于范公”，这位范公就是苏州人范仲淹。王景齐介绍赵与筹主政苏州时，“犹念风漓俗靡浸不如古”，主张“一变而还其初”。王景齐还说：“礼者，化之枢也”，进而感叹：“风动教化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政之大者，无不修此。”

　　据史料记载，赵与筹三任苏州地方长官。嘉熙三年（1239年），赵与筹首任平江知府（宋时苏州称平江），第二年，“郡中饥，分场设粥，以寓公方万里，为人所推敬，委请董役，全活者数万人”。观德碑的产生，是他以观文殿学士二任平江知府期间，史称其“行乡饮射礼于学宫，复修饰殿堂、斋庐，广弦诵以严教养，学官弟子为立生祠”。赵与筹三任平江知府，是在景定年间（1260年—1264年）。

　　除三任苏州知府外，赵与筹在淳祐年间（1241年—1252年）任临安知府，还曾担任建康、扬州、镇江等地知府。他的政绩在临安表现突出，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南宋的都城。

　　《临安志》对赵与筹在临安的治绩记载颇详。提到临安，总离不开西湖，赵与筹也曾治理西湖。淳祐七年（1247年），西湖大旱水涸，朝廷令临安府开浚，菱荡有妨水利，要求“四至并依古岸，不许存留菱荷”，赵与筹“奉诏惟谨，于是尽除翳塞，稍复承平之旧”。赵与筹还新筑自北山第二桥至曲院的小新堤，“步夹岸植柳，与苏堤同，通道灵竺，游者便之，半堤作堂甚伟，以憩游人。”

　　赵与筹关爱百姓，在临安设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雇请贫妇乳养。盛暑时节，病者颇多，赵与筹创局制药，令医生分行巷陌，诊视与药，月为费数万，多所治疗，百姓赴局请药者络绎不绝，民甚赖之。他还重建平籴仓，每岁敛散，以平市价。

　　赵与筹有他的政治理想。宝祐五年（1257年），他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此书是依据《资治通鉴》编写的一本书，以事件为核心，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赵与筹认为“奸谀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济者，奕世流芳；贪刻暴殄者，子孙贻殃。”这种观念与理想体现的是一个封建时代官员在治理一方时，对个人品德言行与实践操守的自持。

　　清官况钟可以说是苏州廉洁文化的一张名片。去年，苏州西美巷况公祠进行大修时，“观德碑”被复制搬进况公祠，立于况钟享堂一侧，与清代重修况公祠的记事碑遥遥相望。聚古贤守于一堂，品味其官德，观者应更有精神上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