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昭宁元年（公元190年），“假外戚”董卓擅兴废立，致军阀混战，汉室权威扫地。乱世中，传说汉武帝晚年道出的谶语再度盛传：“代汉者，当涂高。” 这句史上著名的谶语有多种解释，汉时“涂”与“途”相通，“当涂高”翻译过来即“迎着道路高高耸立”，与宫门前夹道而建的两座高耸的阙楼契合；而阙楼又称魏阙，所以当时的谶纬大家周舒断言：“当涂者，魏也。”30年后，曹丕建魏，三国分汉，附会的便是这个说法。但是且慢，有人“劫和”，先借“当涂高”的名义过了一把皇帝瘾，此人就是出身“四世三公”之家的贵公子袁术。

　　当年宦官作乱，董卓被袁绍“私呼”将兵入朝，远见宫中火起，火烧宫殿的便是袁术。袁家上推四世，接连有五人官居三公之位，身为当朝司空袁逢之子的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尽染纨绔习气。长大后，袁公子忽然懂事，折节为俭，按当时的出仕之路被“举孝廉”，迅速提升，“累迁”当上“警备司令”虎贲中郎将，这背后自然有家庭背景的因素。董卓入宫后欲兴废立，急于壮大势力，把袁术提拨为后将军，本想倚重袁术家族名望，希望他起到类似当年霍光挟持群臣时，田延年按剑助威的作用，未承想袁术看出董卓来者不善，与他的“从兄”（即堂兄）袁绍相继溜之乎也，弃董卓而去。

　　袁术出奔到南阳，时逢各州郡以讨伐董卓之名纷纷起兵，各地军伐又很快形成混战。《三国志·吴书》载，时为长沙太守的孙坚举兵北上，一路杀了轻漫他的荆州刺史王叡，又杀了不尽地主之宜的南阳太守张咨，聚集兵众数万人，正所向披靡，“无求不获”，见到出身高贵、任朝中军政要职的“首长”袁术，毅然引兵相从。袁术得到这员“勇挚刚毅”、在战场上喜欢以红头巾披戴上阵的猛将，马上授以破虏将军的军职，令他指挥荆、豫两州兵马继续北上，一举大破董卓军队。但此时，袁绍却突然发难，乘孙坚无暇旁顾，指挥手下周昕偷袭并占领了孙坚的后方。袁氏兄弟间久已积怨生隙，在干预废立的问题上，二人又形成对立：袁绍以反董联盟领袖自居，试图说服各路军阀立汉室宗亲、幽州牧刘虞为帝，以对抗被董卓用作王牌的献帝。袁术则“生性放纵”，乱世中如鱼得水，深恐以刘虞的威望和才能，一旦立为天子，天下大治，自己将受到束缚；再者，他也不希望看到兄长袁绍独得拥立之功。于是，袁术搬出一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托以公义”，拒绝了袁绍的主张。

　　袁氏兄弟各自 “外交党援”，拉帮结派，“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结果“豪桀多附于绍”，袁绍胜出，这令袁术更加无法接受，暴跳如雷道：“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袁术何以将自己的家兄唤作家奴？他对此自有解释——在袁术随后写给盟友公孙瓒的书信中，他声称袁绍“非袁氏子”。事实上，袁绍与袁术都是袁逢所生，只不过袁术为嫡出，袁绍为庶出，并自幼过继给了叔父袁成。袁术竭力向世人标榜自己才是“四世三公”的袁家正统，其实另有图谋。南阳辖几十万户、数百万人口，本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但袁术割据南阳后“不修法度”，他这个“大有来头”的中央首长不仅不能给乱世中的百姓提供保护，还纵兵四处为虐，“以钞掠为资”，很快便声望扫地。为了重塑形象，袁术玩弄起了那个时代最能惑众的谶纬学把戏，联系自我，对那句“代汉者，当涂高”的政治预言另作释义：袁术字公路，“术”字义为“城邑中的道路”，与“涂”、“途”通解；袁术常说“吾家四世公辅”，天下莫高于此。这样一来，“当涂高”三字就俨然成了一顶专为他定做的皇冠。他进而分析，之所以袁氏势将代汉称帝，是因为汉为火德，袁氏出自春秋陈国（今河南安微交界一带），属五帝时的舜帝之后，舜为土德，五行中火生土，袁氏称帝是应了所谓“德运之次”。恰在此时，袁术又得军中密报，说他手下爱将孙坚在北上讨伐董卓时，找到了几年前宫中遗失的传国玉玺。三国时期吴国太史令韦昭所撰《吴书》记载：当年袁术火烧皇宫，宦官张让劫持少帝一行出宫，“掌玺者以投井中”。后来孙坚率军讨董“顿军城南”，见一口井“每旦时有五色气从井中出”，命人淘浚此井，得到玉玺，上面镌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袁术闻知此讯顿觉有如天助，顾不得脸面体统，急不可待地先将孙坚妻子拘捕，逼迫孙坚交出玉玺。这样一来，袁术的“僭逆之谋”便昭然于天下，先于司马昭几十年即已为“路人皆知”了。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董卓旧部李傕、郭汜等杀掉王允在长安建立的三年军阀政权因内哄解散，献帝被迫走上逃亡之路。袁术认为时机已到，便“大会群下”，作了一番“海内鼎沸，刘氏微弱”的形势报告，将他早就准备好的那一整套代汉称帝理由合盘托出。众人一时无语，袁术的主簿阎象站出来发言，指出当年殷商那么腐败衰朽，周文王那么贤明且强大，文王还能老老实实服从殷商领导。进而质问：如今，就算明公您有“奕世克昌”之德，能比得上文王之圣吗？就算汉室再微弱，不是也还没到殷纣时的地步吗？袁术听了，“嘿然”不悦，又请来名士范歆之后范承助辩。不料这范承更不给面子，指出成大事“在德不在众”，还警告袁术：如果“陵僭无度，干时而动”，非要胡来，到时候落得个“众之所弃”的下场，只能是自己吃不了兜着走！一番话又令袁术囧得不行。此时，孙坚已战死沙场，孙坚的儿子、孙权之兄孙策“领其部曲”，已占据了江东。袁术一向对孙坚这个“骁雄如项籍”的儿子十分欣赏，曾言“使有子如孙郎，夫复何恨？”没想到小伙子闻知袁术将欲僭号，也以“忠言逆耳”为名发来一篇言辞激烈的策论，假借批评“时人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把袁术苦心编织的“当涂高”之说驳得体无完肤，最后干脆与长辈袁术断绝了往来。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假借道人符命“登基”，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一带）建立了一个自称“仲家”的伪政权。《后汉书·袁术列传》载：袁术“天性骄肆”，当了伪皇帝后更加“淫侈滋甚”，姬妾几百个，无不享受着“兼罗纨，厌粱肉”的锦衣玉食，而置下级和老百姓的饥困于不顾。当时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百姓“以桑椹、蝗虫为乾饭”，袁术与吕布、曹操作战又接连失败，“资实空尽，不能自立”。袁术再次纵火，烧掉自己的宫室，投奔部下，却不被接纳，走投无路间在一个叫江亭的地方“愤慨结病”，呕血而死。好在孙策念及世交情谊，最终收留了颠沛流离的袁术家人；后来孙权继位，“术女入孙权宫，子曜仕吴为郎中”，总算延续了一脉香火。

　　《吴书》记载袁术死时细节：时逢盛暑，身边“士众绝粮”，这位大公子“欲得蜜浆”解暑，未能满足，“遂欧血死”，临死“大咤”道：“袁术至于此乎！”酿了苦酒的人，却纠结于世上没有蜜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