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毕业，到通信团实习，一位姓李的教员带我们。

　　上机实习不久，我就被他组织的一次考核“击中”。因为身体原因，我缺席了很多次上机实习和听课的机会，名落孙山早在意料之中。

　　他晃动着成绩单，脸色黑里透着红，红里泛着黑，不怒自威。批评我的时候，他声音提高了八度：“考了这样的成绩，给不给父母丢脸？不用解释，有病就不上战场了？要是敌人冲上来了，你说我生病了，我弃权，他们能饶了你？”

　　战友们一阵哄笑。

　　我被他的尖酸刻薄激怒了：“一个月后咱俩比试比试，谁输了谁给大家鞠躬。”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好啊，跟我斗，我用半拉膀子都能赢你！”

　　我也是急了，在其后的一个月里，我没缺一堂课，课后继续加紧学习。有时打着吊瓶，轮到我上机实习了，拔下吊瓶就往机房跑。我懂了：对于军人，有时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这期间，李教员也没忘了“刺激”我。除了每次见到我眼神里的“轻蔑”，还有意在背后说我“坏话”。他说我“脑子不好，咋练都没用”。还说“没想到这孩子还挺用功的，早练几年就好了”。我咬牙切齿，敢怒不敢言。

　　一个月后，“报仇”的时机到了。

　　第一个项目，目标搜索。这是他的强项，用的是经验判断法，我却借助了新式追踪仪搞定。他惊讶了，更多的是不解。因为这台仪器刚刚下发部队不到十天，他输了我整整半分钟。而这半分钟的领先，是我和技术员软磨硬泡学了五天换来的。

　　第二个项目，抗干扰追踪目标。他一分钟，我六十秒。他又有些讶异地看着我，但我分明觉得他的目光里还有几许赞赏和鼓励。其实他不知道，能跟他打成平手有多不容易。这一个月，我几乎是把两只耳朵分成两个声道，左声道唱的是李双江，右声道唱的是李谷一，然后在这两种合音中识别出电波的音响。而这一天加入的干扰音，正是我熟悉的调调，多少有点幸运。

　　第三个项目，故障排除。这是我的强项，我打小就跟着开维修铺的大哥鼓捣电子产品，一般的设备故障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这回输得更惨。

　　大家都蒙了。没人敢让教员鞠躬，他站在那里显得很尴尬。我本以为他会找理由，会耍威风来挽回面子，却听到他大喊一声我的名字，叫我出列。

　　我从队列中走了出来，这回轮到我“轻蔑”地看他了。但他却走过来，认认真真地给我整理军容，后退半步，敬礼，鞠躬！然后迅速离开了。

　　有人背后说他是“落荒而逃”，但我认为，他是个爷们儿，输得起！

　　第二天他没来上课，却让人捎话，这一课由我上。我边示范，边讲解，猛抬头，看见他混在学员当中，细心地听着，还拿了个小本记录着。他那么专心，居然没发现我盯了他半天。

　　党委指示在我们学员中发展党员，他推荐了我。理由是，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由先进分子来充实。

　　而我终于明白了，他用的是“激将法”。他是变着法地为部队快出人才、早出人才默默地做着努力。我虽然那时还没入党，但我从他的身上，切身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党员，该有多么无私，多么伟大！我的肩膀突然感到一沉。

　　年底，部队编制调整，两个教员必须有一人转业。我们都劝他别走，但他主动向党委打报告要求转业。他说，和另一个教员相比，他学历低，成果少，身体也差。还说，为了党的事业能留住人才，传承发扬，愿意作出个人牺牲。

　　他一个人在操场上徘徊了很久。那时我眼里的他，眼窝深陷，胡子一夜间从下巴长出一大截，原本的一头黑发像霜打了一样。

　　他走的时候，我们去送行。我庄重地给他敬了一个军礼。他紧握住我的手，很久很久，黑红的脸色愈发深重。

　　“好好干，好好干啊！”说完，他撒开我的手，走了。我看到，在他身后的一棵大树上飘下了一片落叶，无声无息。

　　后来，我曾几次打听他的消息，知道他一直受病痛困扰。他在守边防时罹患过风湿性心脏病，所以，激动时本来就黑黑的脸庞总是掺杂着红红的颜色。转业后，他几次心脏病发作，差点失去生命。

　　我笃定地认为他脸上的红色正是红旗的颜色。我多想对他说，你离开部队太早，我还没学够。

　　后来，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得知我荣立了二等功，打来电话向我祝贺，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打回去，才得知那是个公用电话。

　　那一年部队举办周年庆活动，党委决定邀请老兵代表到部队参加庆祝典礼。我千方百计找到了他的电话，兴冲冲地打过去，我想对他说——我代表党委邀请您参加庆祝典礼。

　　却听到电话那头一个声音说：“他，已经‘走了’……”（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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