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讲述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故事
文化之约 |花开满路合同一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元代赵孟頫《帝师胆巴碑卷》（局部）。

　　刻诗文的藏式木碗。 郝思斯 摄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元代赵孟頫《帝师胆巴碑卷》、清代《钦定西域同文志》《同文韵统》……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和东西雁翅楼展厅内，108件（套）西藏题材的文物静静陈列。

　　4月28日，“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展。展览以近五年故宫博物院最新相关科研成果为基础，呈现了元、明、清三代民族关系史。展出文物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步辇图》《帝师胆巴碑卷》等，也有一批首次与观众见面的文物藏品，生动讲述了中国古代西藏与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以及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动人故事。

　　以“花”为线，串联丰富多彩的民族交往史

　　展览分为“花开满路——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往”“花繁叶茂——认同与归宿”“春华秋实——丰硕的文化成果”三个主题单元，用花的三种形态，即花开、怒放和结果，比喻西藏地方与内地各民族从物品交往、人员交流到文化交融的过程。

　　西藏与内地的交往，历史悠久。早在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前后入藏和亲，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元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如建立万户制度、驿站制度等；而明朝的“多封众建”政策促使各地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更加频繁与深入。到了清代，西藏与内地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而且在生活方式上相互影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交往，从看得见的物开始。展览的第一单元设于西雁翅楼，着重讲物。策展团队按“一来一往”巧妙分类展示文物：一部分是西藏向宫廷进献的物品及路线，涉及唐蕃会盟、茶马古道、明清朝觐制度。另一部分是中央对西藏的回赠，包括缎匹、佛像、法器、瓷器、如意、玻璃器、天文仪器等。

　　展品中，有几只别致的木碗，引得游客纷纷拍照。其名为扎卜扎雅木碗，有的碗内刻诗文，有的配以盛碗木匣，有的配以编织碗盒。

　　藏式木碗是藏族的传统日用生活品之一，具有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厚薄均匀、隔热保温等特点。扎卜扎雅是制作此种木碗的特殊木料，取藏文“草根”与“树瘤”两词的音译，意为“根瘤”，这是木碗中质地最贵重者。

　　清代以来，大量木碗作为盛装藏红花等物品的包装进入宫廷，成为当时最具有特色、广受欢迎的西藏特产之一。清朝工匠还会对扎卜扎雅木制品进行加工，如加以配匣、题刻诗文等修饰，使之更符合中原地区的审美观念，仿制品也不断出现。

　　“多穆壶、扎卜扎雅木碗、藏文毯等许多体现藏族文化的器物，在清朝宫廷内十分流行，汉藏工艺通过朝贡赏赐和民间贸易等渠道得以沟通，这正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展览现场，来自天津的游客刘欣感慨。

　　进入午门正殿，便是展览的第二单元，主题为交流。

　　谈及交流，便离不开人。历史上，大批杰出人物和有识之士，洞察历史发展规律，树立开放思想和宏阔视野，在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发展与巩固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人物”是第二单元表达的重点内容之一。

　　顺着人流，进入东雁翅楼，就来到了展览的第三单元。在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中，各民族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而且共同造就了多元一体、璀璨多彩的中华文化。这一单元讲述的正是交融中所取得的文化成果。

　　传世名画《步辇图》真迹再次亮相

　　展览中，最吸引游客驻足观看的展品，当属国宝级画作《步辇图》。

　　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盛唐气象令无数人心向往之。诗人们用诗歌诉说着百姓哀乐、吟唱着时代风华、抒发着对家国的热爱，画家们则用画笔绘出山川大地之美、人间风物之情、社会生活之繁华热闹，在画坛建起一座座丰碑。《步辇图》就是这一时代馈赠给后世的佳作，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贞观十五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使臣禄东赞到长安来迎接文成公主，唐太宗则派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陪同文成公主进吐蕃。《步辇图》描绘的正是禄东赞入唐觐见唐太宗时的情景。

　　画面右侧，唐太宗坐于六女侍所抬的步辇上。左侧有三人面对太宗躬身而立：着朱色圆领长袍，双手执笏，脸上长满髭须者，为唐朝官员；着圆领对襟长袍，上饰内有鸟兽的团花纹者，为吐蕃使臣禄东赞；着白色圆领长袍，双手执笏者，一般认为是翻译官。

　　全卷设色浓重沉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有学者认为，阎立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构图模式，即只描绘人物形象，这样更为考验画家人物写生的能力以及对线条的控制能力。

　　仔细观察，唐太宗的威严，使臣的虔敬，引见官员和宫女的恭谨，人物神情举止栩栩如生。画中细节描绘亦十分细腻，人物靴筒褶皱的立体感都清晰可见。

　　作为国宝级画作，《步辇图》之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它是最早反映汉藏民族团结和睦的历史画卷。阎立本用史书之外的另一支工笔，生动地记录了汉藏两族友好关系史的这一历史性盛举。

　　据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后，深受百姓爱戴。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她带来的诗文、农书、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

　　《步辇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上一次展出还是在2018年。“虽说在网上也能看到高清大图，但是有能看到真迹的机会，一定要专门过来看，真的非常震撼。”展柜旁，不少游客沉浸画中，仔细辨认细节。一名游客告诉记者，自己是文博爱好者，得知《步辇图》展出，第一时间就预约了参观。

　　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帝师胆巴碑卷》，则是另一件令众多游客仔细围观的展品。

　　胆巴是萨迦派高僧，青海称多人，在元大都、上都和五台山等地弘法利生。根据碑文可知，大德七年（1303年），胆巴在元上都仙逝。皇庆年间，元仁宗追封其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延祐三年（1316年），赵孟頫奉敕撰写此碑。

　　《元史·赵孟頫传》记载，赵孟頫“篆、隶、楷、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作为当时公认的艺坛领袖，赵孟頫的艺术成就在生前身后都备受推崇——元代人说“子昂书，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明代人说“赵集贤画，为元人冠冕”。

　　写下此碑文时，赵孟頫已有63岁。此时的他，艺术功力已炉火纯青，这篇碑文成为了他楷书作品的至高境界，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件不朽杰作，被称为“古劲绝伦，品属第一”。

　　在《帝师胆巴碑卷》的开篇之处，有赵孟頫亲笔书写的篆书大字。楷书正文中，字体秀美、点画顾盼生姿，于规整端严中透露出潇洒散逸，可谓“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时至今日，依旧可见其风采和神韵。

　　多语种工具书推动了各民族间的学习交流

　　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两者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展览第三单元，可见明清宫廷刊刻出版的重要经书和多民族语言文字类的工具书展出。它们既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又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各民族间相互学习交流。

　　展品中，有一部明清两代官方编译的汉藏双语双文辞书《西番译语》。明永乐五年，宫廷建立四夷馆，内设“西番馆”等八馆，专司文字和语言互译服务，后增为十馆，“西番馆”作为治藏政策的补充，促进了汉藏文化的深度交流。

　　这部《西番译语》是清代四译馆所属“西番馆”根据明本整理修缮而成的。书中分天文、地理、时令、香药、花木、人事、宫殿、饮食、衣服等20门，提供了数百则常用词语，反映了明清两代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语言面貌，是研究藏族历史、文化、语言的珍贵参考材料。

　　展品中的《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满、藏、蒙古、维吾尔、汉合璧标音辞典。《御制清文鉴》是清代首部官修大型单语满语词典，康熙年间经过35年时间修成刊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从满语单语《清文鉴》开始，渐次修成各类型多语种《清文鉴》，最终修成这部满蒙汉藏维五体合璧《清文鉴》。

　　锲而不舍地翻译，归根结底是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清代，多族群、多语言及多文化共存，在这一历史现实下，清政府提出“同文之治”的治理策略。《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有这样一句话：“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各民族可以各用其文，只要背后的“理”一则可。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形成的民族认同，不仅在于共同的血缘纽带和地缘关联，更得益于人们在共同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彼此认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生活智慧，创造了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实现了从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向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跃迁。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始终是各民族的情感纽带、心灵归属。加强各民族文物的保护和整理研究，把文物中的故事讲出来，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