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篇

　　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要保持定力，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到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主旋律、最强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更加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要坚守崇高的文化理想，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建设与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相匹配、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不断进行理论武装方式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的创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全面提高理论武装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成效持久性。有学者认为，当前我们党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步伐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体系严整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引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理论，学术理论界要紧紧跟随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深入回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什么、何以产生，关于这一思想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等问题，以学理明思想，用学术讲政治，通过扎实研究和创造性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为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冲击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开展抗疫合作，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学者们认为，中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战“疫”成果显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最有力制度保证。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

　　“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有学者认为，站在历史关口，我们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学者认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国将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坚定前行。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将引领中国新发展阶段走深走实走稳，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政治学篇

　　疫情防控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

　　2020年，世界经历了许多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一月份暴发，当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国内外疫情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效果的对比，让很多学者乃至普通人都反思甚多。疫情的防控暴露出各国政治中的不少问题，促使人们反思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政府”。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中国为世界赢得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和经验，但美国等多个国家却陷入了感染人数激增的混乱局面。中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令人关注。有研究者指出，从疫情防控情况看，在各国政府面临此次疫情“大考”形势的比较下，中国制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疫情有效防控，生动体现出中国治理的四个显著特点，即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和高效性。从制度分析角度来看，中国的治理优势主要归功于三项重要制度：一是主要资源国家所有而生产过程实行市场化竞争的混合经济体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实行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三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国家结构制度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美国选举乱象让世人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美国民主

　　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最好的医疗条件，还有美国人自认为最优越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疫情基本上是失控的，这让很多人很意外。有研究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多半被束缚在“西方内部‘民主’与外部世界‘专制’”的二分法政治叙事中理解政府与国际关系。许多教科书中宣扬的价值在疫情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的虚伪、民众的分裂、政治的对抗、党派的掣肘、利益集团的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失衡等等。

　　2020年，美国种族骚乱和选举乱象让许多研究者深入思考美国政治与美国民主。美国选举落下帷幕，特朗普在糟糕的疫情防控表现下，仍然获得了超过7200万张普选票和232张选举人票，也让很多民意测验机构和研究人员大感意外。有研究者指出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严重的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族群分裂和政治极化。研究者指出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失衡、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不仅导致右翼保守主义兴起、民粹主义泛滥、身份政治崛起和政治信任危机，更使党派冲突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大众文化冲突化、社会阶层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

　　贫困是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难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治理难题，因此，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年，中国“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展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中国的经验说明，要让人民摆脱贫穷的状况，就要不断破除既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对于人们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同时，还要建设国家防护性保障，为那些遭受灾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老弱病残人士提供社会安全网。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消灭了绝对贫困，进入到反贫困的新阶段也就是后扶贫时代。有研究者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应当分类进行、分类治理，以专门的制度，通过专业的机构，通过专业的人员来回应不同人群的专门需要。后扶贫时代，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迎接挑战，开拓创新，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让每个中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数字技术会不会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

　　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政府治理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关注技术进步对政治的影响、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数字技术本应该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个人自由的手段，但是，学者们也担心这种技术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数字利维坦”。

　　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迫在眉睫。学者们普遍认为大数据时代，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数据治理成为当下国际战略共识。研究者指出，政府部门积累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要开放这些数据，让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组织有机会对公共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释放其价值，创造新的生产力。开放政府数据可以让更多机构和个人利用这些数据，共同参与社会治理过程。

　　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者普遍认为在5G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数据收集会更多地触及个人信息和隐私信息，容易给数据相关的主体带来潜在威胁。数据资产的利用和隐私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平衡，是一个核心问题。（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经济学篇

　　学者关注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于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产业链闭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制约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制度、观念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双循环”展现了中国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包容发展的价值观，也体现了中国对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深度思考和精辟诠释，更是对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了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双循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思想在开放体系下的创新发展和运用。以“双循环”构建中国新开放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大而不能倒”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型金融机构依靠强大的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追逐资本利益，在形成“赢家通吃”获取垄断利润的同时，通过资本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潜在的重大风险。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依托互联网平台类的大型科技公司具备明显的技术抗疫优势，通过高杠杆，实行资本无序扩张，与民争利，给社会就业和稳定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少数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特征的科技公司，被称为新型“大而不能倒”的公司，其高杠杆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欧美也开启了对科技巨头反垄断的浪潮，拆分或者征收数字税已经提上日程。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再次引发了市场对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的热议。

　　现代货币理论存争议引经济理论界大讨论

　　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逻辑在多个方面挑战了主流观点。第一，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支出可以先于财政收入，政府完全可以偿还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债务，而不必担心会破产，而在主流理论中，政府是先有收入，后才有支出。第二，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可以创造货币来为财政买单，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而主流观点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财政，央行具有独立性。第三，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赤字不可怕。政府应使用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创造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只要没有明显的通胀风险，财政扩张和赤字政策就不用担心，并倡导央行实行永久零利率或接近零利率的隔夜利率，从而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从2020年3月份开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用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去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和金融市场的剧烈下挫。从现有出台的全球宏观政策来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耦合了现代货币理论的政策主张。2020年发达经济体激进的宏观政策是否最终体现出是现代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实践，是否会带来国际货币信用的下降，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大讨论。

　　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学界关注

　　发达经济体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颠覆了传统的资本生息理论，也颠覆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利率传递机制失效，进入流动性陷阱阶段。目前全球负利率债券政府债券数量高达18万亿美元，零利率和负利率条件下，央行只能靠其他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比如进一步的QE、利率收益曲线管制等等。一方面导致经济中货币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扭曲了资产价格的估值体系。这是部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出现超级修复的核心原因。美国无风险资产极低的收益率，导致资产价格的贴现率中枢大幅度下移，降低了市场风险偏好，推高了资产价格。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导致的流动性陷阱引发了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资产估值体系重构的大讨论。（作者王晋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伦理学篇

　　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问题

　　作为社会道德传播者、建设者和守护者的伦理学人，积极从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层面执笔发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理性分析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生命伦理、公共伦理等问题。

　　生命伦理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中最初也是最本源的问题。伦理学者首先对人类滥食野生动物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滥食“野味”已经从人的“需求”范围，进入到无限膨胀的“欲求”程度，因此是不道德的。有学者指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荣、应属“同类”，人类要负有道德责任，因此应遵循生态整体性、生态公正性及辩证生态主义的道德原则。

　　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给人生选择及应对思维带来了重大挑战。对此，有学者提出，疫情之后应对生死进行反思，对失去的生命进行哀悼和缅怀，生者则应痛定思痛，向死而生。有学者对“尽一切可能挽救生命”的生命至上中国模式与群体免疫的经济优先西方模式进行了伦理辨析，认为中国模式依据实事，坚持科学；国家动员，整体推动；价值支持，有效控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全球合作，命运与共。而群体免疫本身是个伪命题，违反人道主义和人权，是听天由命的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复活，是功利主义的精明算计，违反人性和基本道德。

　　在这场新冠病毒肆虐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对其积极防控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公共伦理责任。有学者认为，为有效预防与遏止重大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在道德实践上，我们应当始终坚持野生动物禁食、生命安全至上、心理健康疏导、网络安全有序、法律应急兜底等应对原则。

　　此外，在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伦理学者对后疫情时代的伦理与道德也进行了反思与重构。

　　反思伦理道德新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些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融合、激荡的局面。因此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各学科广泛交流对话，并把这一战略放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有学者从适应性看待道德的变化，认为道德是一种“隐秩序”，是一种嵌入性适应。道德适应以关心人的道德需求为第一要义，以寻找新的社会共同德性为目标，以形成统一的道德默契为关键，冀望寻求自我与他者的平衡点，使道德主体完成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建。有学者从“学科危机感”、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关系及新文明构建与文化自觉三方面来分析中国伦理学的危机与生机。面对新的变化，有学者则对伦理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指出伦理学不仅是关于“道德”的学问，更是关于“情理”的学问。通情理，而后可以立规，有规而后人有可循，人有可循然后有德，人人有德然后社会有序，社会有序然后人群有和。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积极回应时代重大关切

　　202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逐步深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体系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和前沿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讨。有学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独特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的创建和讲义、大纲、教材的编写独树一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术导向、学术范式、学术线索的把握自成一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话语立场、话语权力、话语力量的确证自成一格。有学者指出，从价值论切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之维，书写“做中国伦理学”的价值方案，是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思路。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内在地蕴含着三种书写方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史、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演变史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题史。前两种方式回归学术，后一种则面向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特质，有学者指出主要在于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和以规范伦理学为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对此，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深层次、大空间和长尺度的视角来把握时代的伦理问题，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人类的基本社会结构没有变、人类对积极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并认为此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面临焦虑和恐慌时的定力与底气。（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党史学篇

　　“四史”学习教育推动党史研究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为中共党史研究迈上新起点、开辟新境界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有学者认为，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比较中分析、说明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理论品格。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政育人功能。新时代研究和书写中共党史，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大历史观中看党史，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党史，牢固把握党的历史主流与本质，从时代高度和长时段中把握“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次伟大历史飞跃，辩证看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高度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走向成熟的实践史，“四史”内容各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有学者认为，“四史”中蕴藏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独立自主的风骨、严字当头的禀赋、与时俱进的风貌以及人类解放的情怀。有学者认为，党员干部学习“四史”，重在抓住本质、明晰主线，核心是把握要义，要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加强研读与思考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历史与未来的连通，不断提升学习和研究水平，在汲取历史智慧中坚定信仰、把握规律、走向未来。

　　党的历史评价成为重要研究主题

　　在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关于党的历史评价问题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题。有学者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经历了筹备酝酿、明确方向和进一步完善三个阶段，着重分析和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32年党的历史的主流与本质、如何正确看待成就与错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等重大问题，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等。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在总结历史中开辟未来。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错误思潮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有力地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潮，为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障碍，并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因子”，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决议》的出台，成为开启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环，其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抗美援朝成为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抗美援朝”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有学者从立国之战、地缘利益、精神不朽三方面论述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用抗美援朝的历史分析了“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内涵”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当时国内困难经济形势下以及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的直接原因是朝鲜提出了请求，根本原因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军事准备的原因是党中央有战略预见地组建了东北边防军。有学者通过对相关“档案”援建和当时斯大林同毛泽东的来往电报（信）以及我国同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一起梳理和分析，驳斥了一些学者的“中国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才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是为苏联打的”等错误观点，证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完全是自主决策。

　　“反封锁与反制裁”问题成为党史专家关注点

　　在全球抗疫斗争和中美贸易战局势背景下，“反封锁与反制裁”问题成为党史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学者通过对新中国70多年来反封锁反制裁反干涉的斗争史梳理和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是从不惹事也从不怕事的，是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从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的，是从不妄自尊大也从不卑躬屈膝的。对于西方某些不自量力的政客，很有必要提醒他们抽时间看一看新中国的历史，这或许会使他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中华民族已经迈上复兴大道，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概念史”研究有新的进展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难以成立，提出这一概念问题的价值在于如何反映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中国化”概念之间的历史与逻辑关系，同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避免概念上的偏狭与混乱。一般说来，使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史学”等一系列概念，指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史学或中国当代史学，主题鲜明、概念清晰，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足以科学界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历史实际，放眼于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创造性地转化、创新性地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史学，并在与国外史学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交流互鉴中创建、推进和发展。有学者认为，用概念史方法系统考察“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来龙去脉应当成为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化“新民主主义”概念史研究既需要方法上的创新与自觉，如综合运用并严格遵守概念史与话语分析规则;也需要在研究内容上有所深入，如注重“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意义转换、建构功能和文化史取径。（作者宋月红、孙钦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化学篇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基本特征引热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建设“文化强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文化战略目标纳入2035年远景目标之中，引发学界热议。有学者指出，这是党中央首次从国家规划层面提出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开启了建成文化强国的新征程，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有学者认为，文化强国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国民、发达的文化产业以及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以此衡之，我们国家现在还只是文化大国，还不是文化强国。我们要努力提升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能把文化繁荣看成

　　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为轻轻松松就能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最关键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文化创造软硬件环境，不断推动思想创新、内容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发展受到持续关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学术理论界的重大问题，在2020年仍然受到持续关注。有学者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人类文化传承与文化演进规律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与现代、既有性与鲜活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我们既要反对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把文化发展看成人类思维的先验结构或人的生命体验过程，也要反对把文化发展演进简单看成离开人的自发演进过程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

　　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型展览，成为2020年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有学者指出，紫禁城的建成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将“天人之际”“礼乐复合”的中国文化思想一以贯之地发扬光大，既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融合，亦有西学东渐的文化特质，是“有容乃大”文化胸怀的实物例证，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大成之城”。这次展览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指示精神，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度，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

　　学者探究中西文明背后文化差异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成为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有学者认为，中西方危机治理体系的深刻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逻辑即个体本位与共同体本位的差异。有学者认为，中国抗疫斗争实践的胜利，不仅得益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而且也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神、家国情怀与家国一体的政治意识以及道德哲学层面的超越意识息息相关。有学者从中西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提出“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中华文明尚“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其间虽也有王朝更迭或游牧民族冲击造成的分离时期，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和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西方文明崇“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虽也有如罗马或基督教这样统一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为个人主义和对自由的崇尚。中西两者之间纯粹是路径的不同，无所谓高下优劣，“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为日后的文明升华留下更多的可能性；因此，矛盾与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该成为中西文明互鉴、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探索中西文明的文化基因，为当代的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溯源固本，这种深远的学术文化关怀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共鸣与进一步的讨论。

　　抗疫脱贫题材用爱与力量奏响时代最强音

　　2020年影视文化产业在经历深受新冠疫情严重影响的寒冬之后，年中开始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推出了一大批反映抗疫与脱贫攻坚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有学者认为，抗疫题材作品的创作意义旨在展示家国大义，彰显面对人类终极命题时的责任和担当；旨在展示强烈的集体意识，彰显疫情防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体现与民共情，彰显英雄主义的光荣灵魂。这些抗疫题材的影视作品成功反映了抗疫英雄们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社会正能量、维护社会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脱贫攻坚题材影视作品，镜头聚焦战斗在扶贫一线的干部群众，给作品加了“土”、添了“情”，给脱贫攻坚战添了把“火”，紧扣时代主题，营造了良好的文化舆论氛围。这些影视文化作品，用爱与力量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作者熊芳为西北政法大学文化艺术交流与文化产业中心主任、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法学篇

　　法治理论和实践得到深化

　　2020年11月16日—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这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法治国的历史和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科技加速迭代，我国的法治建设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坚持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同时又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特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时代课题。

　　新冠疫情暴发引发法学界讨论与反思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已经构成了全球范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公共治理危机，影响深远，因此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引起了法学层面的深刻反思与讨论。有学者在法律与发展的视角下，提出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以发展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制度体系，通过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系统化、法治化、人性化和国际化,在技术、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全面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有学者指出，疫情防控并不仅仅是医药卫生问题，也是社会治理的整体性问题，应从健康中国战略、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性高度，通过新冠疫情防控，推进中国卫生法和公共卫生体系、突发传染病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有学者系统地梳理了人类公共卫生法制建设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其背后隐含的价值基础和制度资源，得出我国公共卫生法亟待完成从“突发防控”向“常规建设”的范式转型的结论。此外，许多学者也对疫情中的隔离措施、健康码等行政手段和措施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个人权利保护等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

　　《民法典》推动民法学本土化和创新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审议通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学界对《民法典》讨论的重点也正式从应然层面的立法论的层面转化为实然层面适用论，围绕着《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后的各种重大事件和理论问题展开了系统和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应从保护私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的角度理解《民法典》的制定与实施的意义，正确解释和适用《民法典》。也有学者从《民法典》体系化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如何处理《民法典》适用中与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问题，以及《民法典》适用过程中自身的体系化问题。也有学者围绕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时代《民法典》在基础理论层面的创新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新科技时代挑战激发法律理论的范式创新

　　2020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驾驶、数字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带来了人类社会关系形态的深刻变革，也对传统的法律形态和法律理论带来了全方位的挑战，从而引发了法学界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理论探讨的热情。有学者从社会秩序形态的角度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探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推动新秩序的特征与秩序治理的可能性，指出人类社会既有的法律秩序可以分成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法律秩序、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法律秩序和以网络社会为中心的信息社会法律秩序，目前正在进入以算法为中心的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包含五个核心要素，即科学、人本、包容、普惠、共治，五个要素交融形成法理型社会秩序。也有学者围绕着信息革命和数字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探索数字社会法治社会在原则和机制等方面转化的思路与可能性。大量的学者则围绕数字确权、数字社会中的隐私权保护、网络公共平台的法律规制、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的运用及其限度、自动驾驶对侵权法、刑法和道路交通法所带来的冲击及应对等问题展开探讨和分析。（作者泮伟江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新闻传播学篇

　　传播学研究多点发散

　　2020年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新闻学也在发展中不断遇到新问题，学界对此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要坚持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实践、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理论体系。亦有学者认为加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建设需要从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并注重与当代传播特征与中国传播实践的结合。

　　传播学研究呈多点发散态势，范式革新等话题受到关注。基于数字传播引发的传播变革，有学者认为，数字传播学正在崛起，新范式的数字传播简略分为技术层、传播层和社会层，其中技术层的作用与功能大大提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可穿戴设备的出现和快速发展，身体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从离身走向具身的过程中，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身体的数据化、媒介技术的生存论、具身互动等成为研究热点。此外，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碰撞，可供性研究、圈层传播研究等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视角。

　　政策引导媒体融合，媒体功能外延拓展

　　媒体融合一直是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话题。在认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作为传媒业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和“转基因工程”，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功能价值，任重而道远。在方法论层面，有学者认为，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关键点，首先是完善媒体融合发展的规划布局，不同媒体在整个体系中要明确各自定位，确定各自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媒体已成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有学者认为，信息生产力对治国理政方式之变的推动作用和媒体变革对国家治理的“双刃剑”效应，决定了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极为重要的定位：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对象、重要内容，又是党和政府全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所依靠的重要力量。此外，进入收尾阶段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在四级媒体体系化、多级化协同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也引发诸多讨论。

　　“云录制”等全新采制方式引发对新闻传播技术等问题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媒体内容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云访谈”“云录制”等借助现代传播科技的全新采制方式，引发对新闻传播技术和人才培养等问题的思考。有学者认为，在“信息疫情”中，及时而透明的信息披露、专业的科学传播实践，以及不断开发对用户具有情感吸引力的新信息形式，是行之有效的策略。此外，后疫情时代“新风险社会”、新闻边界的重构与颠覆等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疫情推动了直播电商的发展。直播电商不仅是营销模式，亦是传播活动。有学者认为，直播电商存在把关不严反噬主体公信、虚假信息诱导消费主义、内涵浅薄缺少价值引领等问题，需要以品牌传播提升内容品质、以场景传播优化消费体验、以培育主播打造意见领袖、以提升素养引导健康消费、以强化管理营造良好生态。针对媒体的直播电商实践，有学者认为，直播电商作为创新性业务，潜在收益高而风险也较大，要想深入探索该领域，就必须具备较强的市场化能力和构建容错的创新性文化和环境。

　　5G改变媒介生态，智能传播反思增多

　　5G时代，智能信息采集、撰写、推送、反馈和纠错，以及智能场景创造与再造等逐渐得到应用与推广。有学者认为，5G技术驱动下，互联网传播生态发生历史性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应实现应时而为、顺势而发，进一步拓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渠道，提高互联网情境下党的传播声量。随着智能传播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相关规制及伦理等问题引发深入思考。

　　对外传播面临的双重挑战受到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国际舆论场上的对抗与分化有所增加。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污名化”给传播效果提升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跨文化融合传播中语言编码和技术编码的叠加难度。有学者认为，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各国团结合作；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引，推动中西文明平等对话；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广交朋友增进共识；创新理念机制，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具体到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可以探索建立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优化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细分全球舆论场开展精细化传播和深耕多语种国别传播。（作者李舒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