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吮吸着田野上的露水长大，曾和乡亲们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间劳作不息。如今，我年纪大了，经常久久站立在都市寓所的阳台上，让目光透过黄昏时分苍茫的远空，去寻觅那些曾经接应、扶助过我的父老乡亲，追怀情感园地的旧时光。

　　对于那时候的农村孩子来说，暑假作业就是到生产队里参加“双抢”。我当年十几岁，干的最多的就是和女社员们一起割早稻，队里每天给我记三分八厘工分。因为母亲是插秧好手，队长总是分配她和男社员一起插秧。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在母亲身边干活，得不到她的照料了。

　　一块大田，二十几个人一字排开，根据工分的高低，确定每人割的株数。面对一望无垠的稻田，妇女队长大声说，割不到头，不歇伙！意思是，割不到田埂尽头，不准休息。

　　按照庄稼人的说法，割稻有技巧，也有标准姿势，腰弓到什么程度，手中的镰刀挥到什么角度，在稻秆何处下刀，都有讲究，要会使巧劲。在我看来，割稻可能是世界上最苦的活了。下了田，我蹲下身，右手握住镰刀，左手揽着稻子，镰刀贴着地面，端平，使劲一拽，稻秆立刻从底下和根分离。“沙沙沙”，虽没到筋疲力尽，但苦和累已向我袭来。蹲在地上的好处是腰不累，但腿又受不住，而且留下来的稻茬容易扎到自己。只有站起、弯腰、蹲下，不断变换姿势。只见女社员猫着腰，银镰飞舞，一镰一镰向前突进，如流星一般，动作麻利，稻把子齐刷刷地倒下。眨眼间，姑娘、媳妇、婶子们追波逐浪，如云彩般飘移向前去，一下子把我这个“男子汉”孤零零地甩在身后。我窘迫极了，暗暗地恨自己：为什么割得这么慢？头顶的烈日依旧不依不饶地烧灼着大地，汗水垂在发梢、鼻尖，模糊了双眼。我全然顾不上这些，奋力追赶，但还是被无边的稻浪狠狠地围在大田中间。

　　休息时间到了，相继割到了田头的妇女围坐在田间的树底下，喝茶聊天。累得挥不动镰刀的我，几乎绝望了。我望了一眼大伙，赶紧低头继续割稻。割着割着，忽见有人从我的对面割了过来，只听到镰刀割稻时发出的“嗖嗖”声。不一会儿，我们“接上了头”。原来是根梅娘接应我来了。那时候，她四十多岁，平日话不多，接应我碰头时也没说话。没等我说句感谢，她就默默转身走开了。当时说我喜极而泣，有点夸张，但也差不多。

　　接应过我的还有金根哥，他是我的邻居。那是在一年盛夏，七八个社员结伴去几十里外的深山里砍豇豆插子。到了山场，大伙便散落在山间“各自为战”。我是第一次进山干这活儿，只要肯出力，砍倒不是难事，只是不会捆扎，那用来捆绑的葛藤，在我的手中怎么也不听使唤。山路又陡又窄，砍下的插子有一人多高，必须用一种叫撑篙的扁担竖起来挑，否则没法通过。太阳偏西了，眼看着同伴都起身下山，我还在那里埋头鼓捣着，却怎么也捆不起来，急得一身汗。金根哥爬上一座山坳，四下张望，发现我还没跟上，连忙放下肩上的担子，回过头来接我，手脚麻利地帮我捆好插子。这一下，我挑起来轻松自如，很快跟上了队伍。留在我记忆里的他，也和根梅娘一样，只有笑容，没有言语。

　　金根哥作古多年，根梅娘还健在，前不久回去看她，九十四岁的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身子骨还硬朗。不用说，他们都是普通的乡邻，而给我的帮助却是不普通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和接应，心中充满庆幸和感激。但我常常想念，当年割稻、砍豇豆插子时，他们接应我的那无声的一刻。（黄骏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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