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凌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所”）科研楼宇仍然灯火通明。距成功研制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已一年有余，研发团队仍保持“以实验室为家”的工作节奏。

　　2020年1月5日，武汉所的合作方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成功分离新冠病毒毒株，武汉所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研发工作由此开始。98天后，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许可，成为全球首个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正如武汉所所长段凯所言：“研制疫苗就是在和病毒、和时间赛跑。”

　　5月3日，武汉所获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段凯告诉记者，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核心研究团队成员超九成在45岁以下，青年人担任多个关键研究环节的重要工作，“这次获奖是对我们极大的肯定和鼓舞。”

　　全力以赴快速攻关，3个月实现常规疫苗研发数年才能完成的进度

　　“双十规律”是生物医药行业的共识，即成功研制出一款新疫苗，需投资10亿元、耗时1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启动了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5条疫苗技术路线，武汉所选择了技术比较成熟、质量可控、易于量产的灭活疫苗路线。

　　“我们研制过多款灭活疫苗，包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灭活疫苗，对质量控制比较有把握。”段凯说，“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求快、求稳，少走弯路，尽早解除病毒威胁。”

　　不过，团队在着手研制之初，心里仍有些“没底”。疫苗能不能研发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成果？有效性和安全性如何？段凯鼓励大家：“我们全力以赴去做，边走边看，优化调整。”就这样，团队摸索着完成了鉴定毒种、稳定研发工艺、动物安全性和保护性评价等工作，直到初步制成的疫苗产生了稳定有效的抗体，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下。

　　“能够在3个月实现常规疫苗研发数年才能完成的进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把以往‘串联式’研究变成了‘并联式’。”段凯介绍，在尊重研发规律的前提下，团队同步开展了毒种库建立、工艺路线摸索、质控标准确定、动物试验、药品审评等环节，以战时状态全力攻坚，“从以往1天做1个试验的节奏，变成一天做七八个试验。”

　　为了早日得出中和抗体检测结果，在实验样品晚上10点才送达实验室的情况下，团队成员立即开展核对、分装、灭活、稀释等准备工作。零点，一位研究员正式着手检测，另一位则将检测样品送往P4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等级四级，也是生物安全防护等级和安全性最高的实验室）继续研究。凌晨3点，检测结束，一位研究员开始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早晨7点半完成数据报告。“这只是我们这3个月里很平常的一晚。”已升任武汉所总经理助理、科研开发部经理的病毒性疫苗研究一室原主任王泽鋆说。

　　电话遥控做实验、成箱成箱吃泡面，见招拆招克服多个难题

　　回想武汉所着手研究疫苗之初，人手不齐、返岗困难的难题就摆在大家面前。

　　当时临近春节，所里原本只留下6人准备疫苗立项工作，其余人已回家过年。但是疫情肆虐、形势逼人，只能提前上马。恰逢武汉“封城”，大家仍然想方设法尽快赶回。

　　多数研究人员在大年初一赶回实验室，少数研究人员却被当做“高危”人员隔离在老家。武汉所科研人员王文辉收到通知时，正在河南省民权县居家隔离，费尽周折才坐上了南下的列车。由于列车受疫情影响不经停武汉，铁路局还特批临时停靠1分钟。

　　研制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必须与活病毒为伍，P3（生物安全防护等级三级）或P4实验室是必备前提。武汉所没有这两种实验室，怎么办？恰好隔壁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有硬件设施，两家遂合作开展研发。

　　硬件有了，武汉所又遇到了生物安全管理门槛，只好请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专家操作，武汉所科研人员隔着窗户边观看实验室内操作情况，边通过电话指导。后来，武汉所的卢佳、杨安纳等几名科研人员经过严格培训，考取了“准入证”，才可以进入实验室独立完成工作。

　　在疫情严重的武汉开展研究，还面临出行、吃饭等方面的难题。当时，武汉的交通管控十分严格，不同区域间政策不尽相同且经常调整，团队在日常通行上就花费了许多沟通和协调的时间。随着饭店、超市纷纷关闭，就餐又成了问题，“我们只好成箱成箱地吃泡面。”王泽鋆说。

　　不过，团队齐心协力克服了技术、生活上的各种难题，顺利开展一期、二期临床试验。去年6月，启动三期临床试验时，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有力控制，需要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展。

　　“大家要克服当地气候不适和较简陋的医疗条件，还有民众接种意愿低、实验对象不足等困难。但团队在国药集团的协调支持下，通过加强与当地政府沟通，调整工作方式方法，顺利完成了实验。”段凯介绍。

　　从克服感染风险到以身试药无一退缩，不懈努力砥砺前行

　　2020年3月23日，在拿到临床批件前19天，国药集团的4位管理人员注射了武汉所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后来，国药集团多名干部员工也参加了内部试验。段凯就是最早一批“以身试药”的参与者之一。

　　“我没有多想，既是因为对我们的疫苗高度自信，也想着自己尽力为加快疫苗研制多出一份力。”段凯介绍，注射后需要采集10次血液样本供研究，有的人因抽血过多胳膊上出现淤青也毫无怨言。

　　研制过程伴随着感染风险，但团队无一人畏惧退缩。科研人员郭靖博士在老家收到返岗通知后，想方设法尽快返岗，晚上11点拖着行李箱回到实验室便一头扎入研究中。王泽鋆从接到研究任务开始，就没放过一天假、没睡过一个好觉，常常站着、坐着几分钟就能入睡。

　　卢佳和杨安纳在P4实验室做检定，把活病毒注射到打过疫苗的实验动物体内来检验抗体的抵御能力。他们每天穿着厚重的双层防护服，戴着头盔、N95口罩和2层手术手套，背着连通天花板的输气管，在全负压空间下不吃不喝十几个小时。结束实验后，经常继续整理资料到凌晨4点，短暂休息后又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中。

　　“武汉所这种敢闯敢干、甘于奉献的精神不是突然间形成的，而是一棒接着一棒传承下来的。”段凯介绍。

　　武汉所曾经的总技师、著名免疫学家谢毓晋为了治疗器官移植排斥反应，在客观条件受限的环境下，经历了多年反复失败、反复实验，才成功研制出我国目前唯一一款国产抗淋巴免疫球蛋白。段凯说：“他这种锲而不舍和献身精神影响了我们几代人，团队成员面对未知难题的时候，有了更多的技术底气和心理上不服输的劲头。”

　　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相关疫苗研究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挑战的工作。疫苗临床免疫保护时间为多长？对突变毒株能否保持有效性？武汉所不敢松懈，仍在不断研究和优化疫苗。“我们将尽力守护国民健康，努力筑起预防疾病的牢固防线，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砥砺我们继续勇往直前。”段凯说。（记者 张驰 黄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