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奥山庄是张謇晚年住所，兴建颇为用心。张謇在受颐堂正面悬挂其师翁同龢画像，表达对老师知遇之恩的感激。厅堂两侧分别挂了八幅、共十六幅古贤画像，以示对古贤的敬仰、对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滋养自己的感恩之情。张孝若曾讲：“父亲对于唐宋以来贤士文人，直到明末清初朴学诸老，自顾亭林以后，都非常地崇拜。因为他们不是刚直廉正、忠义倔强一流，就是富有天才、眷怀故主一派。人格学问，都可使后世钦重。所以在他的东奧山庄受颐堂两旁，挂了十六幅的画像，还在上边题了字。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尚友古人的范围和他对于学问、汉族的思想和见解的寄托。”这十六幅古人画像分别是李白、颜真卿、王安石、文天祥、范仲淹、包拯、范纯仁、孙承宗、文徵明、杨涟、史可法、徐达、王守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孝若总结这些人的特点是：刚直廉正、忠义倔强或富有天才、眷怀故主，且人格学问都为后世所敬重。

　　 （一）

　　除了画像，张謇还为受颐堂题了一对联语，上联是“是以君子慎言语，节饮食，利涉大川，由颐厉吉”，下联是“至于要道去健羡，绌聪明，光耀天下，复反无名”。这些古贤的共性特点是内圣外王，修己方面，慎言语、节饮食、去健羡、绌聪明；安人方面，利涉大川、光耀天下，还由颐厉吉、复反无名。由此可见，张謇看重的品行特征：谨言慎行、节俭、不爱慕虚荣、藏智守拙、有利天下、不居功自傲等。

　　这些古贤都言行谨慎，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不爱慕虚荣、自作聪明、哗众取宠或居功自傲，今天所谓“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大概能得之一二。比如徐达，朱元璋评价他在能力上“谋勇绝伦，故能遏乱略，削群雄”，在执行力上“受命而出，成功而旋”，在功劳上“破虏平蛮，功贯古今”，却没有将领们的通病；只有徐达能够做到“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即不自吹自擂，不贪财、不好色。徐达内平乱、外驱夷，功贯古今，却“归来仍是少年”，依旧谦卑、谨慎，本性不变、本色不改。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一生创办了30多家企业，发起或创办了近400所学校，其“公益作为”功贯古今，却始终保持勤苦简朴，晚年更是自号“啬翁”，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吝啬的人；他诠释了节俭的最高境界：对自己最吝啬，对百姓最慷慨。

　　（二）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表达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效力国家、服务社会。“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在文学上，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很多历史名句。其文章以“实用”为本，短小精悍，简洁峻切，论点鲜明，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和说服力；其诗也重在说理，晚年诗风含蓄、深沉，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学术方面，王安石、王守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大学问家，对中华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张謇特别赞佩王安石在经学上的功劳。王安石是经学大师，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开宋代疑经变古之学风。在张謇看来，王安石一大历史功劳是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张謇认为，科举取士是一文定天下，汉代尊经学，科举能够兼顾学业与政术。唐代以后，偏重诗赋词章，使士人不通政术。王安石废除旧制，用经术取士，功在北宋，利在千秋。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明清之际主张经世致用的大儒。黄宗羲治学基于汉代经学家的训诂考证方法，同时吸取理学在义理方面的长处，其著作《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直到今天仍是研究宋明理学最重要的著述。顾炎武开朴学之新风，是清学的开山之祖。张謇有句“亭林绝学今先河”，称赞他在学术上的开创之举。王夫之编注儒家经典，在学术上以六经为本源，既守护华夏文化之根，又创造诠释、开拓新境。张謇有言曰：“船山不死社犹存”，即王船山在学术上的构建是不朽的，华夏文化因其守护而不绝。

　　 （三）

　　这些古贤中，王阳明多次平复内乱，范仲淹、孙承宗镇守边境、抵御外侮，徐达则内除割据、外驱鞑虏；其中，王阳明、范仲淹、孙承宗都是文人出身，徐达也是文武双全之人。王阳明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朱宸濠之乱后，获封新建县伯，成为明代凭借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此外，颜真卿率兵抗击安史之叛军，文天祥举兵抗击元军，史可法与清军血战扬州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长期举兵反清复明。张謇所处的晚清，积贫积弱，国家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张謇更加看重传统士人经世致用、文治武功、为国排忧解难的能力和作为。

　　张謇在著述中多次引用顾炎武的兴亡论，诗文中不时追慕亭林，认可其“一日不死，不得不引以为耻”的爱国精神。面对列强的侵辱，张謇一直持战，反对议和。“比常读《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矢愿益坚，植气弥峻。”顾炎武的士人志气一直激励着张謇，使得他弃官从商，立志为百姓服务，于社会有益。

　　正如梁启超所言，儒家的哲学精神，可以用《论语》“修己安人”一语含括。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儒家的读书人，虽是知识分子，但追求在事功、外王方面的综合能力，张謇也是如此。他崇尚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中兴国家所创的伟业，自己也随军多年，曾随庆军入朝鲜平定叛乱。

　　 （四）

　　范仲淹在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本职是负责监督淮盐储运和转销，但在看到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久受其苦，毅然上书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建议采纳后，范仲淹被调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百姓感恩于他，将此工程称之为“范公堤”。张謇家乡即受益于此堤，在著述中多次追忆、缅怀范公。

　　“即民以见天”！王夫之认为，真正的圣贤应该“不专于己之天”，而应贴近人民，体察民心，扶助百姓，反对“舍民而言天”。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些思想对于张謇看透官场和仕途，决意实业救国有促进作用。张謇提出“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立志为百姓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服侍所谓贵人，当不能为百姓有所作为的可耻之官。

　　张謇挂十六幅先贤画像并题对联其用意是激励、鞭策全家，效仿古贤圣哲，学以成人、学以成才。1921年8月，张謇集刘向、诸葛亮、王修、颜之推、柳玭、胡安国、朱熹等七位古贤圣哲的教子警言，书刻于石质屏风，集为《家诫》，立于东奥山庄庭院。十六幅古贤画像与翁同龢画像、家诫屏风构成一个整体，既表达了张謇对恩师以及对他影响极大的古贤的感恩之情，又希望家人牢记他们，了解他们，学习他们，效仿他们的人格品行，为国家、为社会、为百姓创一番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