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书法作品，所书对联为“忙里有余闲登山临水觞咏，身外无长物布衣蔬食琴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廿二史札记》书影。 资料图片

　　

　　常州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一景，其建筑具有徽派风格。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一首诗。它的作者是清代大学者赵翼，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为民解忧的官员。

　　1 赵翼论诗：各领风骚数百年

　　今天的旅行者，越发重视旅行的人文性，在名山大川等自然景观之外，博物馆、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人文景观，吸引了越来越多旅行者。

　　历史文化街区，定格了城市的一段过往，留住了城市的一段乡愁。苏南，人文鼎盛之地，每座城市都有别致的历史文化街区。说到常州，或许最先令旅行者想到的历史文化街区是青果巷。有道是“一条青果巷，半部常州史”，这条不足千米的窄巷，名士云集，文气盎然。

　　青果巷的故事，容待日后再讲。此刻，请将视线转往青果巷北不到一公里的另一处历史文化街区——前后北岸。前后北岸分为前北岸与后北岸，北岸说明它在一条河的北边，这条河名曰顾塘河，又名市河，水系变迁，今天这条河已填没，但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前后北岸为两条河环抱，南为顾塘河，北为白云溪。在这片并不大的街区内，却有不少值得留意之处。最著名者当推前北岸的藤花旧馆，公元1101年，苏东坡自海南儋州获赦北归，舟至常州时，东坡已是“百病横生，四肢肿满”，他住进了藤花旧馆，在此走完了人生的旅程。

　　一代文豪终老于此，遂使前后北岸成为文人凭吊东坡之地。清代常州大学者赵翼在藤花旧馆附近置办产业，他晚年有诗自述：“无端失计移城市，贪慕东坡住顾塘。”

　　说到赵翼，或许读者最熟悉的是他的一首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他的《论诗》组诗的第二首。赵翼的诗就是如此直白，他的诗好懂，他对于诗的态度也不难捉摸。

　　《论诗》组诗的第一首云：“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一个伟大的作家哪怕能够预支五百年新意，将他身后五百年的作家都笼罩在他的影响下，使其焦虑，但这新意能够持续千年吗?

　　赵翼并不是对李白、杜甫有成见，在其所著《瓯北诗话》中，他对两位大诗人有高度评价。明清诗坛，复古之风大炽，某个流派说唐人的诗好，我们写诗应学习唐人，这个流派掌控诗坛一段时间后，另一个反对的流派兴起，说宋人的诗好，我们写诗应该学习宋人。如此在前人的窠臼中打转，而终于牺牲了自己的性灵，忽略了时代的脉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脉络中，赵翼与袁枚、张问陶并称为“性灵派三大家”。

　　赵翼论诗主张独创，主张出新，反对摹拟。一个时代应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李白、杜甫，倘若只有唐代的李白、杜甫，那这个时代的声音由谁发出。

　　赵翼相信中国人才之盛，他们将能从前贤的影响焦虑中走出新路，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此文学的园地才真正是争奇斗艳，真正是春色满园关不住。

　　2 赵翼为官：相爱浑如鸟入怀

　　赵翼不仅是一位诗人、诗歌评论家，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官员。中国古代的士人群体是官僚与学者的结合，了解他们需要从这两个角度同时切入。

　　1727年，赵翼出生于常州。传记资料记载，赵翼是个早慧的儿童，“生三岁，日能识字数十，十二岁为文，一日成七篇，人皆奇之”。然而如此成就却并没有让赵翼的父亲高兴，他对儿子说：“他日不患不文，但诸经尚未全读，宜以读经为急。”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考诗赋，而是以儒家经典为重中之重。为使赵翼专心科举，父亲甚至禁止他写诗文，他只得偷偷地写。

　　从十九岁应童子试起算，赵翼在功名之路上只用了十六年的时间，便获得了探花的好成绩。蒲松龄也是十九岁应童子试，此后在乡试这关屡试不中，一辈子也没有成为举人，在古稀之年勉强得了个贡生，而半个世纪已经过去。

　　1761年，三十五岁的赵翼考中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其实他本是这科的状元。据载，乾隆在厘定名次时，发现第一名是赵翼，第三名是来自陕西的王杰后，认为“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今王杰卷已至第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遂将两人名次对调，王杰由此成为清朝陕西唯一一位状元。

　　赵翼在此之前，因文思敏捷在军机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正是清朝对准噶尔部用兵之时，文书繁多，赵翼能够“顷刻千百言，无不中窾会”，写得又快又好，能够切中要害，不发空言。赵翼不止一次扈从参加木兰秋狝，这是清朝皇帝每年秋季在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二盟牧地举行的狩猎活动，狩猎只是形式，其实质是要维系与蒙古王公的联盟关系。在没有桌椅的蒙古包中，赵翼也能“伏地起草，顷刻千百言不加点”。

　　赵翼考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工作，参与了《通鉴辑览》等书的编纂工作，这为他日后的史学研究事业助力不少。赵翼在军机处、翰林院的成绩，证明他能胜任任何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那么他是否能够独当一面，胜任地方官之职呢?

　　1766年，四十岁的赵翼被任命为广西镇安府知府(治所在今百色市德保县)，在养心殿面见乾隆时，赵翼担心自己未熟吏治，恐怕当不好地方官，乾隆宽慰他在军机处干得就不错，“广西乃政简民淳之地，汝初任留心练习，自可成好官。”

　　赵翼是在第二年夏天到任的，镇安此地“广袤八百余里，层峦叠峰，摩云插天，多瘴疠”，但确如乾隆所言，民风淳朴，诉讼稀少。

　　百姓愁苦之处，正是地方官施政的重点，赵翼在镇安最为人称道的政绩，就是他解决了百姓抱怨已久的常平仓粮“出轻入重”的问题。常平仓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它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平抑粮价，粮食丰收时，常平仓从市场上收购粮食，保证粮价不因丰收而暴跌，当发生饥荒时，往往有粮的富户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常平仓将粮食投放到市场上，增加供给量从而平抑粮价。

　　百姓还可以向常平仓借谷，春天借出，秋天偿还，此举可使常平仓中的陈粮换新，偿还常平仓粮时往往还要交一定数量的利息，如果管理妥当，常平仓这项制度能使官民两利。但总有奸猾之吏利用常平仓盘剥百姓，镇安百姓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原来，镇安当地不用斗称粮，而以竹筐称，百姓从常平仓借谷时，一筐五十斤，但竹筐本身重五斤，百姓实际到手的只有四十五斤。但还粮时可是另一套算法，“五十斤之外加筐五斤，息谷五斤，又折耗五斤，为一称，民已加十五斤矣”，这就是“出轻入重”，百姓负担加重，多还的谷成为奸猾之吏的囊中物。使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当时为了边境战事，镇安府在收谷时，“别制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

　　赵翼革除“出轻入重”的弊端，且废除了特制的大筐。为了防止奸猾之吏在秤上做手脚，他特制了一种公平秤，可以让百姓自称。史载“民之以两筐来者，剩一筐去，城内外酒肆食棚各醉饱，几不能容”。对于百姓控诉横征暴敛的官吏，他亦痛惩之。

　　赵翼此举获得镇安百姓的赞许，他出行乡里，百姓争相在路口迎接，要将他的轿子抬到自己乡里，以致他“日不过行三十里”。在镇安，赵翼留下了许多诗篇，独特的壮乡风俗让他印象深刻，在一首《镇安土俗》结尾，他说“所欣民意安吾拙，相爱浑如鸟入怀。”身为地方官的他与其治下的百姓相亲相爱，就如一只鸟拥入爱鸟之人的怀抱中，暖意满满。

　　后来，镇安百姓为感谢赵翼德政，从镇安行千余里至广州，送予赵翼一把万民伞，那时赵翼已任广州府知府。

　　3 赵翼治史：历历兴衰史册陈

　　镇安任满之后，赵翼获任广州府知府，这本身即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与清简的镇安相比，广州乃繁华都会，这座因对外贸易而繁盛的城市，聚集了各色人马，各种珍奇宝物都能觅到，在此任官，要有强大的定力抵挡住各种诱惑。

　　赵翼在赴任广州路上，曾赋诗明志：“繁花闻说五羊城，人物嬉恬见太平。鲛妾轻绡珠瑟瑟(传说水中的鲛人流下的眼泪是宝贵的珍珠)，蜑人(居住在水上的族群)画舫水盈盈。地当都会多盘错，身处脂膏要洁清。却喜移官乡路近，迎亲较少二千程。”身处脂膏之地，更应洁身自好，以廉为本。

　　在广州，赵翼花费了很多时间处理各种诉讼，他自己规定每天要处理八起案件，处理不完不准休息。有一回，广州府捕获海盗一百零八人，按律这些人可以不分首从一律处死，但赵翼却“自找麻烦”，念及他们没有杀人之罪，“案情尚稍轻，乃条别其轻重”，最后只有三十八人被处以极刑，其他人得以留住性命。

　　赵翼于1770年到任广州，第二年升任贵州分巡贵西兵备道。当时威宁、水程两座铅厂，本来由督粮道(清朝各省设督粮道负责漕粮运输)管理，但有关官员视两座铅厂为“利薮”，从中渔利，竟使之出现亏空。赵翼上任后，两座铅厂改由贵西道管理，赵翼革除种种弊端，使之走上正常轨道。然而赵翼未能在贵西道上大展身手，有人告发他在广州轻判海盗，他由此萌发退意。

　　回归乡里的赵翼，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他喜爱的诗文与历史中。他在历史学领域的成就尤为显著，集中体现在1795年撰成初稿的《廿二史札记》，成书之时，赵翼已六十九岁。

　　虽然书名说的是廿二史，实则此书是对正史“二十四史”的精读，只是《旧唐书》《旧五代史》未计算在内，因为这两部史籍是最后进入正史序列的。

　　《廿二史札记》是一部考史、评史之作，正如赵翼在此书小引所述，“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

　　《廿二史札记》以笔记的形式呈现，他在小引末尾提到了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也是一部笔记。大抵是赵翼的友人，赞许《廿二史札记》可与《日知录》相比，两书作者撰书时都无官职，但书中所言有可用者，赵翼谦虚表示不敢与顾炎武相提并论。不过《廿二史札记》与《日知录》都传递出一种经世的精神。赵翼曾有诗云：“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循。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显见他治史是为了经世，寄望通过探讨历史上的治乱兴衰而有益于当世治理。

　　笔记这一文体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将其写成一篇严谨的论文，也可以将道听途说的故事随手记下。阅读《廿二史札记》的条目，很像是阅读前辈学人的历史学论文，条目即鲜明亮出结论，然后再一条一条胪列文献中的证据来证明。

　　在此过程中，赵翼亦将自己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观点融入其中。如在“青苗法不始于王安石”这条中，此条梳理了青苗法的流变，在分析此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后，他感慨道“即如常平社仓，何尝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想必赵翼写这段话时会想到自己在镇安的施政。善政因不肖官吏的私心而蠹坏，赵翼想到了孟子曾论及的仁心与仁政的关系，孟子认为有仁心而无仁政，百姓得不到福祉，赵翼对此进行反思，认为“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廿二史札记》中如此警语尚有不少，因为是由真实的史料中钩稽而出，更使人觉其分量之重。

　　《廿二史札记》是赵翼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也是清朝史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此书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并称为“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赵翼于1814年在前后北岸的宅第去世。在《清史稿》的赵翼传记末尾，特别提到“其同里学人后于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他们被称为“毗陵七子”，其中五位曾在前后北岸生活过。

　　小小的北岸，勾连出一个大大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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