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子故里。 常熟市纪委监委供图

　　

　　曾朴诗手稿(局部)。常熟市纪委监委供图

　　常熟有个虞山，海拔两百多米，像一道山梁，在平坦的江南水乡是个地标式的存在。这里水网密布，“七溪流水皆通海”，这里虞山孤立，“十里青山半入城”。常熟古城的城墙有一部分沿着虞山东岭腾山而筑，底部为花岗岩，素有“江南小长城”之称。

　　虞山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也是滋养地域精神内核的文化高地，撑起了常熟的文脉脊梁。从虞山脚下，走出了言偃，成为孔子七十二贤中唯一的南方面孔;走出了黄公望，把虞山的烟云草木浸染进了《富春山居图》的灵韵中……常熟代表的吴地文化，有如美酒，酝酿千载，发酵至明清时期，派生出虞山画派、诗派、琴派、印派、藏书派，等等。常熟的文脉如虞山之势，延绵不绝。

　　让国同心话仲雍

　　虞山东岭仿若一条绿丝带蜿蜒入城，山脚下，常熟博物馆北侧，有石阶进入虞山，入口的清权坊刻有“敕建先贤仲雍墓门”，第二道石牌坊有“南国友恭”“让国同心”几个大字。伴着一伞轻细低吟的雨声和满目苍翠的山色，踏着湿滑的石阶，便步入一山烟雨中。

　　行不多远，草木萋萋，松柏蓊郁，一座青冢掩映其中。长眠在此的，是到虞地与民同耕的仲雍。

　　仲雍何许人也?

　　千里之外的陕西周原箭括岭南岐阳村，有座三王庙，每年清明前后，都会有吴姓后人来此祭奠。庙里供奉着周文王姬昌、姬昌的父亲季历、季历的父亲古公亶父，还放着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的神位。当年，泰伯、仲雍兄弟二人，为了父亲古公亶父的心愿，主动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经过艰难跋涉，来到远离周地的太湖流域。

　　先是，为了避开戎狄侵扰，古公亶父放弃祖业，率领族人离开故地豳(今陕西省彬州市一带)，南迁岐山、扶风一带的荒原。这里成为周的发祥地，后人称之为“周原”。来到周原，创业维艰，古公亶父创新生产方式，发明了井田制的雏形——助耕制，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周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在这年，古公亶父的第三个儿子季历出生。《诗经》歌颂这段历史：“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在古公亶父的治理下，周日益强盛。季历长大后，娶了大姓任氏部落酋长之女太任。很快，太任生下一子，古公亶父为其取名“昌”，寓意周族昌盛。“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古公亶父考虑起了王位继承的问题。然而，要想把王位传给昌，必须先传给季历，而季历不是嫡子，是到周原后娶的姜氏所生。泰伯才是合法继承人。

　　恰在这时，泰伯和父亲产生了分歧。古公亶父认为商朝不行王道，日趋衰落，周可以取而代之。泰伯、仲雍不同意父亲的看法，认为灭商的时机尚未成熟，需静待时日。季历支持父亲，这样，就更加坚定了古公亶父传位给季历的想法。泰伯、仲雍领会了父亲的意思，决定主动避位让国。他们找了个理由——到衡山采药为父亲治病，从周原出发，沿渭水南下，后顺江而行，来到太湖之畔的吴地。为了融入当地，泰伯、仲雍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并将自己的先进农耕经验传授给当地人。很快，他们在这片沼泽地上，建立句吴国，当地人民拥戴泰伯为句吴之主。泰伯身后无子，仲雍继位。他们开创的句吴文化成为吴文化的源头。

　　这件事让孔子大为感动，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将他们归为“至德”，这在儒家的处世哲学里是最高境界。这种“让”的境界，包含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慈爱谦诸多方面，正是儒家学说的现实来源。司马迁读到这里也大发感慨：“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仲雍去世后，因其让国之前的采邑在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一带)，后人称他为“虞仲”，把安葬他的常熟乌目山更名为“虞山”。李白诗云：“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想必这也是仲雍对后人的感召力量吧。

　　道启东南言子游

　　与仲雍墓相邻的，是大儒言偃的墓。言偃墓道由三座牌坊和三个石亭组成，面向交通要道北门大街的第一座牌坊上书“言子墓道”四个大字。入内有“影娥池”，上架石拱桥——文学桥。过桥不远便是第二道石牌坊，横额刻有乾隆题写的“道启东南”，背面镌刻“灵萃勾吴”。

　　“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在孔子眼中，门下有了言偃，儒家学说就可以在南方传播了。言偃，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曾担任过鲁国武城宰。作为七十二贤之一，位列“孔门十哲”第九，被誉为“南方夫子”。

　　春秋时期，江南泽国在文化礼制方面仍远远落后于北方地区，言偃北上求学，主要是学礼。

　　翻开《论语》，言偃与孔子的对话并不多，《礼记·礼运》篇有他们关于“小康”“大同”的对话，被认为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说的是有一次，言偃陪孔子参加腊祭，祭祀仪式结束后，两人走到宗庙外面一座高台上，孔子仰天长叹。言偃觉得十分奇怪，就问，老师为什么长吁短叹?孔子说，我没有赶上大道实行的尧舜禹时代，那是我心向往之的大同社会!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向言偃描述了“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世界。

　　言偃注重实干，热衷于社会实践。言偃当武城宰时，以礼乐教化百姓。孔子来到武城，只见市面繁荣，处处有弦歌之声，于是微笑着对迎接他的言偃说：“割鸡焉用牛刀?”意为我教你的礼乐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你用它来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岂不小题大做?言偃恭敬地回答，他曾听老师说，为官者学道，会有仁爱之心，黎民百姓学道，就容易听从指挥，教育总是有用的啊。孔子非常满意，便对随同他一起来的弟子说道，言偃的话是正确的，他刚才那话是开玩笑的。由此可见，言偃十分理解孔子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孔子又问言偃，在这里得到什么人才没有?言偃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走路不抄小道，不是公事从不到言偃屋里来。言下之意是此人行为端正，不对上司拍马奉承，是可以重用的一个人才。这说明言偃为官正派，能够识别人才，不喜听恭维之词。也正因此，孟子称赞言偃和子张、子夏一样“有圣人之一体”。

　　孔子去世后，言偃回到家乡，开馆授学，促成了儒家文化南传。

　　近世文学看曾朴

　　虞山的名人墓还有很多，近代文学家曾朴的墓志显得与众不同，上书“东亚病夫曾公孟朴之墓”。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曾朴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写的《孽海花》被鲁迅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曾朴，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他早年间中过举，但十分厌恶科举制度，在其少时所作《赴试学院放歌》中就痛切揭露清廷科场视士子如盗贼的现象，对那些沉迷八股、钻营官场的人表示鄙夷。后来，父亲为他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职位，留京几年，不习惯官场人情世故的曾朴，终觉得小京官生涯不足以偿其志，愤然离京赴沪，与谭嗣同等人谋变法大计。

　　变法失败后，曾朴致力于新式教育，希望通过文学唤醒国人。1904年与丁初我、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真善美书店，大量发行译著海外小说以鼓荡新风气，继而，他又主办发行《小说林》杂志。这一时期，曾朴开始续写小说《孽海花》，鼓吹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思想也由此萌发滋长。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里对此有很明白的见解：“《孽海花》所以然能得到这样热烈欢迎，原因主要在思想性。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即李伯元、吴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

　　《孽海花》问世后，洛阳纸贵，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本，独创纪录。曾朴又续成三十五回，容纳了从同治初年起到甲午战败大约30年的社会历史，具体描绘了在列强环伺下的清廷十年两败，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昏聩无能、封建士大夫的醉生梦死以及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

　　曾朴的思想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中，也在政治活动中付诸实践。当时，清廷赔英款建沪杭南铁路，实则是出卖中国主权，舆论哗然。曾朴与马相伯等鼓动苏浙商界通电请愿，掀起舆论风暴，誓死反对卖国行为。这期间，清廷又将残杀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扬调到江苏，曾朴与上海《时报》创办人狄平子领衔发起驱张运动，被清廷密电嘱捕，但他仍然冒死鼓动驱张风潮，终于迫使清廷收回成命。

　　1935年夏，曾朴病逝于常熟虚霩园，消息传出，社会各界无不深感痛惜与震惊，许多名流纷纷撰文纪念。郁达夫为纪念曾朴而写的《记曾孟朴先生》一文，文尾的一节话：“现在虽和先生的灵榇远隔千里，我只教闭上眼睛，一想起先生，先生的柔和的风貌，还很鲜明地印在我的眼帘之上。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这一道大桥梁，中国二十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的这一位最大的先驱者，我想他的形象，将长留在后世的文学爱好者的脑里，和在生前见过他的我的脑里一样。”这番话是在1935年说的，今天读之，其论仍不失中肯。

　　山不在高，不俗则贵。虞山之贵，贵在有先贤遗风，接纳了一大批历史名人，这也是它最迷人的地方。这道“十里青山”，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一方文脉。积攒了三千余年的笔墨、风骨被一代又一代常熟人薪火相承，化作江南福地的精神文化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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